“吃饭”问题
【乡村振兴】发布时间：2024-10-06 点击数：101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作为大国，“吃饭”问题，也就是让全国人吃饱肚子，就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 1.《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据梁惠王介绍，河内地区闹饥荒，他就把河内的部分百姓迁居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部分粮食调运到河内。河东闹饥荒也是这样去做。这是均衡人口、粮食的一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吃饭”问题。 但是孟子认为，梁惠王的做法，并不能保证百姓不饿肚子，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措施，首先是“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不用网眼太密的网打鱼），“斧斤以时入山林”（不滥伐木材）；还要让老百姓有住宅，实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再养上一群家禽家畜，“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还要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并且让他们有时间耕种土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还要开办学校，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个标准真的很低。七十岁才能吃上肉，七十岁以下的人，那就与“肉”无缘了。但是就这样的标准，在当时也很难做到。“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明孔子是能吃到肉的。他教学生，学生馈之以“束脩”，其实就是几条肉。足见当时“肉”之珍贵。 孟子是学者、思想家，梁惠王则是诸侯国国君，他们讨论的就是百姓吃饭问题，说明“吃饭”乃头等大事。
2.历代帝王，解决这一问题的常规手段是“减免赋税”。像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31年中，共减免赋税40多次。或免1年，或免2年，或免3年。其中洪武一年至洪武3年，共减免赋税7次，最多的是洪武二年，免赋税4次之多。涉及吴江、庆德、太平、宁国、滁、镇江、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无为、秦、陇等地，还有整个晋、冀地区，面积之广，次数之多，在封建社会实为少见。朱元璋还规定，老百姓运输赋税给朝廷时，路途遥远可由政府转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3. 一些有见地的大臣和知识分子则提出“抑制豪强”的主张。与“吃饭”联系最紧密的是“土地”。“耕者有其田” 就一直是思想者追求的目标。在汉代，商人“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汉书· 食货志》)，结果造成农民大量流亡。董仲舒针对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 的现象，提出了 “限田” 的主张。北宋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推行的 “新法” 中，不少条款与抑制兼并有关。“青苗法” 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力图阻断地主富商借机盘剥农民的途径。“方田均税法” 下令在全国范围清理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结果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不但增加了朝廷收入，而且也使农户承担的赋税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4.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则动用一切手段打击地主，实现“耕者有其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提出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虽是空想，而且带有 “绝对平均主义” 的色彩，但是却表达了农民对 “平均地权” 的憧憬，目的还是在解决“饱暖”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 “民族、民权、民生” 的 “三民主义” ，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打算对占有绝大多数土地的地主阶级进行彻底清算，决定了让农民吃饱肚子终成泡影。 5. 新民主主义革命，明确提出 “打土豪，分田地” 的口号，一时间数百万农民加入革命队伍，数亿农民支持解放战争。“有田种”，也就是“有饭吃”，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啊！
6. 解放后，农民有田种了，但还是有人难以达到“温饱”。21世纪，我国掀起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行动，这一行动，让贫困人口逐年缩减，最终全部摆脱贫困，进入“温饱”水平。数千年来，为“吃饱”而进行的漫长而又艰苦的奋斗，终于告一段落。全民小康，成为新阶段的目标。 西方的政治家，总喜欢借 “人权” 说事，用各种手段把中国人为地包装成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公正权等。其中生命权属于最基本的、也是最基础的人权。借用一个比喻，生命权是1，其他都是1后的0。解决 “吃饱” 问题，就是维护全体公民的生存权。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得最好，最成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决不 “躺平”，同样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生存权。美国死了100多万人，100多万人的在 “躺平” 的叫嚣中，真的 “躺平”在太平间里了！100多万具尸体，就是对美国所谓 “人权” 的冷酷、形象而又十分真实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