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国曾一度执行“有罪推定”。例如，有人举报某人“收听敌台”，某人到底有没有收听敌台？已有的材料是：有人举报，但没有实证；嫌疑人也不能自证清白。面对这种情况，法庭就认定其“有罪”，这是执行“有罪推定”的原则。
现在不同，执行“疑罪从无”。“疑罪”就是怀疑其有罪，但不能实证其有罪。仍以前述“收听敌台”为例，在仅有人举报但无实证，嫌疑人也不能自证清白的情况下，法庭就认定其“无罪”，这就是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
有人说：“疑罪从无”是从西方学来的。这是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北宋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意思是：打算与之赏赐而怀疑是否当赏，那就与之赏赐，这是广施恩泽的做法；打算施之刑罚而怀疑是否当罚，那就不予刑罚，这是慎用刑罚的做法。
其文又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意思是：定罪以轻为原则，计功以重为标准。与其杀戮无罪之人，宁可失之于不按成法办事。可以赏赐，也可以不赏赐，在这种情况下施行赏赐，即使犯错，其错在过于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在这种情况下施行惩罚，一旦犯错，其错在不合大义。错在仁，不失为君子；错在不义，那就落入残忍之人。
“仁”、“仁政”、“施行仁政”，“义”、“正义”、“遵循正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和理念。赏善，是“仁”；可赏可不赏而赏之，则有失于滥“仁”；罚恶，是“义”，可罚可不罚而罚之，则错在不义。没有确切的事实证明其有罪当罚的情况下，“罪疑惟轻”，“罚疑从去”，也就是轻罚或者不罚。这可能放跑了有罪的人，但却有效地保护了被冤枉的好人。以死罪为例，放跑了该杀的人，下次还有机会将其逮捕处死；枉杀了无罪的人，过后即使“平反”，已经被处死的人也难以重活了。
苏轼该文中有两个相近而有差别的说法：一个是“罪疑惟轻”，一个是“罚疑从去”。“罪疑惟轻”是当不能实证其有罪时，重罪轻判；“罚疑从去”是当不能实证其有罪时，不予判罪。两相比较，“罚疑从去”更接近“疑罪从无”。
总之，“疑罪从无”并非舶来品。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疑则举而归之于仁”。在“仁”这一理念中，早就具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传》中说：“打算与之赏赐而怀疑是否当赏，那就与之赏赐，这是广施恩泽的做法；打算施之刑罚而怀疑是否当罚，那就不予刑罚，这是慎用刑罚的做法。”尧在位之时，皋陶为狱官，多次对尧说“这人必须杀”，尧（觉得这人的罪行尚有可疑之处）坚持要皋陶宽宥这人。所以天下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定而乐于尧寛于用刑的做法。四岳说“鲧这个人可以用”。尧回答：“鲧这个人不堪用，他不但不作为，而且毁坏他们的家族。”过了一会儿又说：“先试用吧。”为什么尧不听由皋陶杀人而听从四岳用鲧？这样看来，先圣的用意，大概可以明白了。《书经》上说：“定罪以轻为原则，计功以重为标准。与其杀戮无罪之人，宁可失之于不按成法办事。”真是把道理说透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