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姓、氏分开，姓大于氏，得姓者寡，受氏者多。随着人口增多，族群开支散叶，遵循“区别律”，姓氏越来越多。像所有事物一样，姓氏在增多的同时，又趋向简化，这就是姓氏的“趋简律”。“区别律”和“趋简律”，同时制约和推动姓氏的变化发展。
我国古代，姓是古代某一部落的标志，作为嫡系长房的“大宗”承姓；非嫡系长房的“小宗”，则可以由“大宗”授氏，作为“小宗”的标志。后来“姓”和“氏”越来越多，区分起来越来越麻烦，就统称“姓氏”。（参见《<中华姓氏>一书关于吴氏的起源，兼及 “姓氏” 的由来》）这有点像解放初期区分雇农、贫农、下中农，至“文化大革命”之时，则统称“贫下中农”，有点类似。“姓”和“氏”的出现和增多，遵循的是“区别律”；“姓”和“氏”的混一，遵循的是“趋简律”。
据统计，我国记录在案的姓氏共有23813个之多，这应该还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姓氏。这么多的姓氏，按照“趋简律”，必定会简化。实际情况包括两种：
一是复姓变更为单姓，复姓人口越来越少。其中原因之一，是计算机的出现和联网，一般姓名为3个字，4个字的复姓姓名，给输入和排版带来麻烦，二十世纪80年代高考学生报名时，就直接要求4字姓名从复姓中减去一字录入。当然，复姓改为单姓的原因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总之是“夏侯□□”，不少变成了“夏□□”或“侯□□”；“欧阳□□”，不少变成了“欧□□”或“阳□□”；“司马□□”变成了“马□□”；“南宫□□”变成“宫□□”。
二是少数民族的姓氏变更为汉姓，少数民族姓氏越来越少。少数民族姓氏改为汉姓，古已有之。如北魏孝文帝时，改“拓跋氏”为“元氏”；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朱邪克用在唐王朝收复长安战役中功劳最大，以后又力战朱玫、朱温，维护唐朝统一局面，朝廷赐其姓李，朱邪克用成为李克用，儿子李存勖（后唐皇帝）也就沿用“李”姓。解放后，少数民族直接采用汉姓的，有朝鲜族、壮族、土家族、白族等19个民族；既使用本民族的原有姓氏，也使用汉姓的，有满族、蒙古族、彝族、藏族、景颇族等27个民族。如“马佳氏”改姓“马”，“索绰罗氏”该姓“索”或“石”，“赫舍里氏”该姓“赫”，影星关之琳本姓“瓜尔佳氏”，现姓“关”。（见网络文章）
姓氏是血统的标志；姓名是公民之间相互区分的代码。是不是可以“自创姓氏”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可以随父姓，随母姓，随抚养人姓，但“仅凭个人喜好随意创造姓氏，会对文化传统和社会伦理观念造成冲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所以是不允许的”。“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可见，我国民法不允许“自创姓氏”。这样，就保证了姓氏“血统标志”的基本作用。
排列组合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姓名的字数越多，区分率越高。身份证号码增加区别码（身份证号码最后4位），就是为了增加区分率。3字姓名，同名的几率很大，2字姓名，更是如此。为了保证和提高区分率，在维护姓氏不变的前提下，姓名的发展走向，是不是多字？这只能由社会选择。
